令人摇头的“郑振铎寓所”介绍

郑振铎

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娄承浩、薛顺生、张长根《老上海名宅赏析》一书中写到了上海“高邮路5弄25号郑振铎住宅”，文字如下：

郑振铎生于1898年12月，原籍福建长乐，生于浙江永嘉。1919年11月，与瞿秋白、耿济之、许地山等人创办《新社会》杂志。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家、文学史家，笔名西谛、CT、郭源新等。20世纪20－40年代，他与茅盾、叶圣陶等人创办《文学研究会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公理日报》等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上海“文艺界救亡协会”主席，投身爱国救亡斗争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、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等职务。著有《文学大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、《俄国文学史略》等，译作有《沙宁》、《血痕》等。1958年病故，享年60岁。

当你漫步在武康路高邮路一带，不时会看到一幢幢隐藏在弄堂深处的，或独立，或联排式的精巧的小洋房。郑振铎先生的这幢洋楼，就在高邮路5弄25号，楼前有一块绿茵茵散发着沉郁清香气息的庭院。郑先生每天清晨在这里散步或阅读，傍晚在此处纳凉。

振铎先生寓居的这幢洋房在整个花园弄堂里，相对讲占地比较大，局部地面层设置汽车间。楼层是主屋、会客厅、书房、卧室、卫生间，均注重朝向和采光，内部设施一应俱全。住宅的建筑细部比较注重装饰，它采用欧洲建筑的外观装饰，墙面洁白，平拱窗洞，红瓦铺盖人字形斜屋面。后侧北向有现代式子屋面。显示出简洁、宁静和浪漫。郑振铎先生的部分著作在这里完成。

这段文章，简直看得我目瞪口呆！

首先想说明，这一“郑振铎寓所”的重新发现，是与我有关的。大概在八九年前，我根据郑振铎的自述及其他很多史料，多次踏访并找到了位于上海湖南路后面的高邮路5弄25号的这栋住宅。我告诉了上海市文管会系统的同志后，徐汇区文化局的同志便来找我，我又介绍他们去找郑振铎的后人。文化局的同志表示，为了保护和宣传本区的文化遗址，作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场所，他们要在这栋楼房外的墙上镶嵌一块石牌，以作纪念。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我马上就写了文章，发表在《文学报》（2001年2月15日）上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在制作字牌的时候，上面应该怎么写，既没有来征求郑振铎家人或者我的意见，也没有认真地参阅有关史料和研究者的文章。他们向外发表的新闻稿子中就有很多差错。该牌子于2002年12月19日正式挂出，且有中英文对照，但在这不足一百字的文字里，出现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。我立即向文化局的同志指出了。他们却十分为难，说，做一块石牌要花不少钱，现在木已成舟，没办法了。但那上面居然把郑先生的籍贯也写错了，这实在说不过去，于是他们只好在石牌上作了挖补，“浙江温州”总算改正为“福建长乐”。这几个中国字的字数是一样的，但英文字母数可就不一样了。于是，英文部分就被挖改得非常难看。

挖补后的石牌文字如下：

郑振铎寓所

高邮路5弄25号1942～1945年在此居住

郑振铎（1898、12、19～1958、10、18），福建长乐人，现代文学家、文学史家。20～40年代他与茅盾、叶圣陶等创办《文学研究会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公理日报》。抗战时，任上海“文艺界救亡协会”主席、投身爱国救亡斗争。解放后，任文化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。

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

2002年12月19日

我觉得，“寓所”的提法就大值得斟酌，这样写，好像这里曾经是郑振铎正式的家似的，这不符合史实。如改为“郑振铎抗战时期蛰居地”，那就比较合适（因为郑先生后来就写过一本《蛰居散记》的书），而且突出了这个故址的重大意义。而“1942”则应改为“1943”。“在此居住”如改为“在此秘密隐居”就更好。“文学研究会”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，又不是一本书或一种报纸、杂志，怎么可以加上书名号呢？把一个社团与《小说月报》《公理日报》放在一起，作为郑振铎等人“创办”的东西，也令人觉得怪怪的。再说，《小说月报》最早就由商务印书馆创刊出版，也不是郑振铎与茅盾、叶圣陶等人“创办”的呀。而郑振铎一生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可多了，《公理日报》后面无论如何也得加个“等”字才对啊。说郑先生曾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“主席”，不知有何根据？肯定是不对的。虽然郑先生担任过好几次这个协会开会时的主席，但是，当时该协会好像没有设什么“主席”。至于郑先生解放后是先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，后任文化部副部长，文物局当时还不叫“国家文物局”等等问题，也就算了。

为先贤树碑挂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因为这是为了垂诸久远、教育后人，所以决不能以讹传讹。当时，我就正式书面向徐汇区人民政府、上海市文管会领导发信。然而没有回音。至今又那么多年过去了，那块牌子依然如故，而上述《老上海名宅赏析》一书，显然就是看了那块牌子才以讹传讹的。上面我所指出的错误，该书几乎都“全面继承”了，而且还多有“发明创造”。例如，郑振铎明明是因公殉职（飞机失事）的，书中却说是“病故”。又如，说郑振铎曾任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”，“文学研究所”前面加“中国科学院”是对的，可是，考古研究所也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，怎么竟抬高到“中国”考古研究所了？而说郑振铎是“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”却又太贬低郑先生了，是哪个单位的“研究室”呢？实际，郑先生担任的是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”。

书中口口声声称“郑振铎先生的这幢洋楼”“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”，这是把整栋楼都说成是“郑振铎寓所”了。而且还说什么“精巧的小洋房”，“绿茵茵散发着沉郁清香气息的庭院”，“占地比较大，局部地面层设置汽车间。楼层是主屋、会客厅、书房、卧室、卫生间，均注重朝向和采光，内部设施一应俱全”，等等等等，完全成了所谓“老上海名宅”，一个名流巨富的豪宅。这实在太夸张了，郑先生借居过的那栋房子很普通，而且郑先生只是因为特殊情况而临时借居其中小小的两间。

1941年12月，上海全部沦陷于日本侵略军后，一直坚守战斗在上海“孤岛”，而且是文艺界救亡协会和“复社”负责人之一的郑先生，被迫只身离家出走，化名隐居。他先是由爱国政治家、学者张国淦老先生介绍，借居于汶林路（今宛平路）一个名叫邓芷灵的老先生家里。大概从1943年1月下旬起，他又从汶林路转到居尔典路（今湖南路）一条僻静小巷的一所房屋里，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“郑振铎寓所”，继续单身秘密隐居。房东叫高真常，当是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家的亲戚。郑振铎借住在二层朝东朝南的两个小房间，一作卧室，一作书房。

据郑振铎《蛰居散记》叙述，这地方当年是靠近郊区，十分冷僻的，四周都是菜地，时时可见农民在松土、施肥。他有时候出去在田地上走走，也不必担心会遇见什么认识的人，因此十分适合他过躲藏的生活。但是，世事难料。他住的楼房的大门，正对着一座深宅大院的后门（按，即如今的“湖南宾馆”）。他刚搬去时，那座大宅还空着，但后来四面的高墙上装起了铁丝网，而且还通了电。据郑先生日记和《蛰居散记》所述，1943年4月15日，他在房东的带领下到这所豪宅“参观”时才知道，竟是大汉奸周佛海就要搬过来住。怪不得此前那些特务、警察曾经非常紧张地一次次来周围“调查”附近居民的情况。当时郑振铎沉着应对，没有露出破绽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成了潜居在虎穴之旁的人！他当时曾引用唐人张籍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处境：“共知路旁多虎窟，未出深林不敢歇。”

郑先生还在《蛰居散记》的《我的邻居们》中写到，周佛海搬来后，整夜整夜地灯火辉煌，笙歌达旦，害得他被吵闹得不能入睡。而且，他的窗口正对着周逆家的厨房，周家白天黑夜不停地炒炸煎爆，厨房喷出的大量油烟使得他连窗也不好打开。就这样，郑先生大智大勇地潜居在虎穴之旁，直到抗战胜利。前些年，我和郑先生的儿子一起去看那房屋的时候，看到原先周家厨房那个窗口现在已被用砖堵上了，但墙上油烟熏染的痕迹却仍然依稀可见。

由此可知，现在保存下来的郑振铎在抗战时期的这个蛰居地，是多么富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啊！这些意义，是多么值得加以发掘和宣传啊！可惜，在区政府文化局立的牌子里，这些信息和意义一点也没有记录上去。而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里，更只是非常夸大和相当庸俗地写上了“宁静和浪漫”之类的表述，好像郑先生当时是在这里享福似的！

文章写到这里，我给郑先生哲嗣郑尔康老师打电话，他告诉我最近他到那里去过一次，发现以前镶嵌石牌的地方因为树木遮盖了牌子，区文化局又在边上再镶嵌了一块石牌，上面的文字一模一样，错误照旧。我又一次目瞪口呆了。区文化局仍然重视并再镶嵌石牌，当然是好的；但文化局的“文化”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？为什么不将那些我早已指出的错误文字纠正一下呢？也许该局同志人事变动较大，不了解情况；但如果事先与郑先生家属及研究者联系一下，如果事先认真读一点有关郑先生的书，就不会这样了。既然花了钱，为什么不把好事做得好一点呢？
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